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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73年12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世博会结束后的维也纳，像一场盛大婚礼后的新娘——妆容还没卸干净，宾客已经散尽，只剩下满地的彩纸和空酒杯。

    主展馆的圆顶还在，但周围的临时建筑已经被拆除。工人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清理垃圾，把各国展品装箱运走。那些曾经陈列着蒸汽机、丝绸和瓷器的展台，如今只剩下一排排空荡荡的木架子。偶尔有几个游客走过，对着那些架子拍一张照片，证明自己“来过”。

    维也纳人把1873年称为“大崩溃之年”。股市崩盘、世博会落幕、失业率飙升——三重打击让这座城市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头。

    雅各布·科恩的咖啡馆生意反而好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了——他的咖啡一如既往地苦。而是因为失业的人需要一个地方待着。一杯咖啡可以坐一整个下午，比在街上闲逛强。至少咖啡馆里有炉子，冬天不会冻死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卖了多少杯？”费伦茨问。

    “四十多杯。”

    “比上周多。”

    “多没用。大部分是赊账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看了一眼角落里坐着的几个客人。他们都穿着破旧的大衣，面前放着已经凉透的咖啡杯，没有一个人再续杯。

    “你打算让他们欠到什么时候？”费伦茨问。

    “欠到他们还不起为止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然后就算了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看着他。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善良，”雅各布擦着杯子，“是现实。如果我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会在街上闹事。闹事就会引来警察。警察来了就会查我的账。查账就会发现问题。发现问题就会封我的店。封店我就没饭吃了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你不是在帮他们。你是在帮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但你不用说出来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笑了。“你这个人，永远把自私说得这么高尚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把最后一个杯子放回架子上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雪。

    雪是从今天早上开始下的。不大，但很密，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一本厚厚的书，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。

    街对面，布料店的废墟终于被清理干净了。原址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棚，卖一些针线和纽扣。店主是那场火灾中幸存的女人的弟弟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，从不跟人打招呼。

    雅各布偶尔会去他那里买几颗纽扣。不是为了用，而是为了让他知道，还有人记得那场火灾。

    “雅各布，”费伦茨从后面走过来，“有人找你。”

    “谁？”

    “不认识。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的心跳加快了一拍。他转过身，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门口。

    不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。

    是一个年轻的、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，头上戴着一顶黑纱帽，遮住了半边脸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？”女人走进来，声音很轻。

    “是我。您想喝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不喝。我是来……还东西的。”

    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柜台上。

    “这是谁给您的？”雅各布问。

    “一个……一个已经不在的人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看着那个信封。信封上没有署名，但封口处有一个蜡封，上面印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徽章——一只展翅的鹰，爪子里抓着一把剑。

    “谁让您送来的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我不能说，”女人低下头，“我只能说，他跟您有过一面之缘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拿起信封，拆开。

    里面是一张纸条。上面只写了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马萨里克有危险。让他离开维也纳。”

    笔迹很潦草，像是匆忙写下的。

    雅各布把纸条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    “谢谢您，”他对女人说，“您要喝杯咖啡吗？热的，不要钱。”

    女人摇了摇头。“不了。我得走了。”

    她转身要走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雅各布一眼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”她说，“您是一个好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您是的。”

    女人走了。雪落在她的黑色丧服上，像一颗颗白色的眼泪。

    莱奥在十二月中旬收到了雅各布的回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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